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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周五早上，林澈坐在床边，手里拿着一份手写的预算表，对着手机计算器摁了三遍。

    数字没有变。

    录音棚的费用、编曲老师的酬劳、乐手的费用、混音和母带……他把每一项都拆到最细，甚至连往返录音棚的交通费都算进去了。最终的数字是一万六千二百块。

    他自己有九千。杨帆出了五千。剩下的三千二百块，由群里的其他人凑齐了。多出来的两百块，是苏静补上的——“做预算总要留点余地，万一超了呢。”

    钱够了。

    他把预算表叠好，放进抽屉里，然后打开手机，翻到一个备注为“老许”的联系人，发了一条消息：“许哥，我准备好了。这周能约棚吗？”

    老许是他以前在成都认识的录音师，四十多岁，留着一把山羊胡，说话慢吞吞的，但耳朵极好，能听出一段录音里千分之一秒的延迟。林澈刚到成都那几年，跟着老许的乐队跑过几场演出，后来乐队散了，但联系没断。老许后来自己开了一间录音棚，不大，但设备都是他亲手调过的，在这个城市的录音圈里口碑很好。

    十分钟后，老许回了消息：“下周三之后都有空。来了再说。”

    没有寒暄，没有客套。这是老许的风格。

    周六下午，苏静来到林澈的工作室。

    她手里拎着一个纸袋，里面装着一件刚做好的衬衫——灰蓝色的棉布，立领，盘扣，袖口比普通衬衫宽了一指，刚好可以卷起来。

    “试试。”她把衬衫递给林澈，“换好了叫我。”

    林澈拿着衬衫愣了一下：“给我的？”

    “不然呢？”苏静挑了挑眉，“你总不能穿着T恤去录音棚吧？”

    林澈走进房间换上了。衬衫的肩线和腰线收得刚好，不紧不松，料子贴在身上很舒服，有一点点重量感，让整个人看起来挺拔了一些。他站在镜子前看了看，有些别扭地扯了扯领子。

    苏静靠在门框上看了一眼：“还行，不用扯领子，它就是那个设计的。”

    林澈放下手：“谢谢。”

    “不客气。”苏静说，“算是入股你的新歌。”

    她说完转身去了厨房，给自己倒了一杯水。

    林澈站在镜子前，又看了一眼。镜子里的人穿着那件灰蓝色的衬衫，看起来像一个准备好要去做一件事的人了。

    周日晚上，陈默（文创）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，对着电脑反复调整种子明信片打样的排版。

    样品已经出过三版了，每一版都有小问题——第一版纸张太厚，封口处压不平；第二版纸张没问题了，但种子的分布不均匀，有一张明信片里五颗种子全部偏到了一角；第三版印刷时颜色偏了，“给每一个选择回来的人”那行字变成了暗紫色，而不是他想要的深绿色。

    明天要去印刷厂盯第四版。

    他看了一眼时间——晚上十一点四十。他保存好文件，关掉电脑，靠在椅背上。工作室的窗外能看到大学城图书馆的轮廓，几扇窗户还亮着灯。

    他想起林澈那首歌里的一句歌词：“秋日的光照在他们脸上，那光没有说任何道理。”

    他在心里默默重复了一遍。

    然后他打开电脑，新建了一个文件，开始设计第四版的排版——这一次，他把那行字放到了明信片的背面，字体换成了更纤细的楷体，在字的右侧留出了一小块空白。

    那块空白，他打算留给买到明信片的人，自己写一句话。

    周二上午，杨帆接到林澈的电话。

    “杨哥，明天下午两点进棚。老许那边的棚。”

    “好，我明天下午没事，可以过去看看。”

    “不用，您忙您的。我就是跟您说一声，歌已经准备好了。”

    杨帆听出林澈语气里那种克制的紧张——不像第一次上台前的那种慌张，更像是一个走了很远的路的人，终于站在了目的地的门口，反而有些不知该不该敲门。

    “林澈，”杨帆说，“你还记得你上次在面馆跟我说的那句话吗？”

    “哪句？”

    “你说她在陪着你，让你自己缝完。”

    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。

    “记得。”

    “去录音棚也是这样。”杨帆说，“设备和录音师在陪着你，让你自己唱完。你唱完就是了。”

    林澈没有立刻回答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

    挂了电话，杨帆想了想，又发了一条消息过去：“录音当天，把你妈也带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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